亚欧大陆科学资源管理

至10世纪初，中国北方和西部漫长边境沿线的贸易活动相较于西南丝绸之路或南海贸易，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军事阻碍。南海（今广州）和升龙（今河内）等南方港口自汉代以来便提供着诸如“香料、药材、象牙、犀角、龟甲、珊瑚、鹦鹉、翠鸟（及）孔雀”等珍稀商品。中国西南各地的众多地方酋长在宋朝建立后不久便纷纷与宋联系，因为掌控与该地区大国间的贸易往来，将成为其政治权威的重要体现。宋朝统治者更倾向于在西南丝绸之路地区开展贸易，那里的属国相较于北方国家，侵略性要小得多，且在遵循朝贡礼仪的过程中便可获取珍稀商品。 大理国在宋朝时期处于区域贸易的中心地位。至晚唐时期，从缅甸骠国前往大理需约71天，而从大理至成都则需75天。商人们大多徒步旅行，货物则由骡子、牛或马驮运。正如后期证据所示，商人们可能不会走完这些路线的全程，而是专注于特定线路的贸易活动，在重要的集镇上将货物卖给其他商人，由他们继续沿其他固定路线转运货物。谭森（Tansen Sen）写道，早期南诏国通过维持地区和平，使贸易繁荣至9世纪中叶。在宋朝，大理国与其南部邻国如蒲甘保持着贸易联系，蒲甘提供黄金和海贝以维持贸易往来。大理国则通过广西向宋朝宫廷供应马匹，同时还与宋朝进行食盐贸易。这种以贸易为中心的趋势，对中国与这些新兴边疆王国的朝贡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开封沦陷于女真入侵、南宋定都杭州后不久，中国领导层便恢复与大理国的关系。吸引宋朝宫廷关注大理国的商品是马匹，在贸易鼎盛时期，云南每年向开封供应约1500匹马。与以往认为中国朝廷通过“一刀切”的朝贡制度与邻国建立关系的观点截然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帝国与东南亚新兴王国建立关系的同时，贸易也塑造了这种关系，而关于边境安全的辩论则影响了朝廷对北方邻国的政策。当我们考虑到宋朝与西南丝绸之路沿线王国及较小政体的关系时，我们更容易发现，与早期中国历史文献中描绘的封闭保守的宋朝形象相反，这一时期的中国帝国在与邻国的关系中表现出灵活性和适应性。